紫金矿业：雷阵上还能舞蹈多久
紫金矿业污染汀江近两月，赔偿方案仍未出台，股价反而一度涨停;大连港超过1500吨原油流入大海，中石油不赔偿，不道歉，却声势浩大地召开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跳楼风波后，富士康被地方政府竞相追逐，一个规模四倍于深圳龙华园区的工业园开始在郑州动工;被揭穿学历造假的唐骏始终没有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交待，却依然稳坐新华都总裁职位，日前更是履新大华建设董事长??当人们期待“触雷者”受到应有惩罚时，“地雷”却依然不见致命杀伤力，他们照旧在雷阵上起舞。
为什么，这些本该将触犯者推向生死线的“地雷”，展现的不是引爆的威力，而仅仅是被踩碎后扎了扎冒犯者的脚?
“政府不会允许我们成为BP。”紫金矿业出事铜矿停产后，一位员工对媒体直言。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掠夺资源、欺压劳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以次充好，长久以来，在“利润为王”的旗帜下，人们对中国商界中的潜规则已习以为常到了骨子里。严惩作恶者?几乎成为“狼来了”的谎言。然而，麻木和有恃无恐往往比问题本身更可怕。难道，“狼”永远不会来?
“破窗”的代价
紫金矿业等事件的真正悲剧在于，它们并非个案。犯罪学上有“破窗理论”一说，如果一座建筑物的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人把它修好，行人就会据此推断，这是个无人关心、无人管理的地方，于是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某种程度上，中国商业环境经历了和破窗同样的命运。
“企业表面上的一次环境灾难、诚信危机、劳动力事故，本质上都是无法抹去的道德污点。”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表示。归根结底，公司的立身之本都是商誉问题，顾客要相信企业生产的产品如它所承诺的那样好，投资者要相信公司的管理层是讲诚信、有能力的，员工要相信公司管理者能够兑现承诺。而今日中国俨然利润的天堂与规则及诚信的重灾区：美国企业恨不得花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商誉，有的中国企业甚至不惜亲手毁掉数十次。
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2005年松花江特大水污染、2006年四川仁寿管道爆炸、2010年兰州石化爆炸、还有本次大连港溢油，这些重大事故的同一个主角中石油之所以始终未能建立起责任感，在于企业从未付出“血的代价”。以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为例，仅当地渔业损失一项就高达18亿元，而中石油方面仅付给当地政府500万元，向环保总局缴纳100万元罚款，对松花江沿岸居民没有任何赔偿。这次大连海漏油事故，一句轻飘飘的“负次要责任”，几乎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而“被负主要责任”的承包公司又根本付不起责任，于是赔偿自然无从谈起。据媒体报道，8月2日，中石油大连分公司召开表彰大会，几十个单位、上百位个人获得嘉奖。表彰大会次日，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来大连指导善后工作，称赞中石油参加抢险救援工作的队伍“体现出了敢打硬仗的大无畏精神和良好素质，是一个能打胜仗的英雄群体”。反观英国石油，处理漏油事故的影响致使该公司二季度亏损创下历史记录。在被迫成立200亿美元赔偿基金，停发今年前三季度股息后，美国众议院宣称还将禁止向其颁发更多近海租用许可，百年能源巨头一下子被逼到悬崖边缘，不得不靠出售全球各地的资产以融资。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也将黯然辞职。
当发现一笔2万美元的虚假报销后，惠普前任CEO马克·赫德被立即免职，理由是“违背了公司一直倡导的诚实、守信和正直原则”。同样事关诚信，唐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唐骏的东家陈发树面对舆论呼吁唐骏辞职或降职的声音，始终保持沉默，在我们的商业主流社会，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公然站出来要求唐骏承担责任。
股票面值0.1元发行，被视为掩盖高发行价的障眼法;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消息提前泄露，造成股价异动;董事长陈景河个人减持2.5亿元股票，公司另外十位高官接盘，外界微词颇多??近两年，紫金矿业虽麻烦不断，仍在去年被评为“2009年度最佳诚信企业”。今年5月，环保部曾发文通报批评11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的上市企业，紫金矿业名列榜首，旗下分散在湖南、新疆等地7家子公司出现环保问题。可这些沉疴，始终遮蔽在中国第一大黄金生产企业的盈利光环之中。
中国自从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改革与公司治理就主要以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为师。英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赋予企业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企业追求短期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就是硬道理”、“企业做大做强”等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应运而生。但不能忽视，英美模式赋予了企业全世界最自由的竞争机制，同样也给企业套上了全世界最为严苛的责任追究的“笼头”。直到今天，中国也并没有生成类似一套制衡和纠偏机制，紫金矿业等事件的接连发生自然不足为奇。国内很多大型企业都是各地政府主要财政来源，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权益、劳动者权益乃至诚信记录，也很难对肇事者“动真格的”。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责任认定不清、惩罚性处罚缺位、受害者索赔无门、日常监管虚弱是中国环境事故频发的直接原因，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因此肇事者通常得以幸免。按中国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单位罚款数额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中石油连一句正式道歉都没有的傲慢也就不难理解。紫金矿业防记者甚于防污染，郭台铭成为地方要员争抢的“座上宾”，唐骏选择在风口浪尖之际埋头做鸵鸟，待风平浪静之时再重出江湖，背后也有同样的逻辑：除了民间个别“刁民”和舆论的反复纠缠，国家体制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没有规则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企业不讲商誉，不一定会死掉，但肯定做不大，没有原则的企业，即使成功也长久不了。”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对中国企业的短视和机会主义充满忧虑：“罢免赫德后，惠普市值一度缩水140亿美元，但长期看，人人都相信惠普是一家有诚信的企业。”
《福布斯》杂志日前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企业败走美国的10条原因》的文章，其中一条写道：“中国企业不相信，对公司声誉的一次破坏会对企业前景造成毁灭性打击。因为它们在中国不用担心这一问题，并认为在美国也是如此。”
“普世价值到底要不要?商业道德到底要不要?”邓锋认为，中国企业不能再漠视基本问题，它们必须用行动做出回答。“否则继续按国内套路来，中国企业怎么赢得世界的尊敬?”
引爆地雷的时代火线
“雷阵”之上，起舞者依然趋之若鹜。然而，真相在到来之前总会乔装成假象，漠视变化的结局是最终被变化抛弃。
大连港溢油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山东省政府下发了一份名为《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的文件。办法规定，造成1000公顷海洋生态损害，应当缴纳2亿元损失补偿费。大连港溢油面积达上百平方公里(10000公顷左右)，如果类似事件今天发生在山东，惩罚力度将大大加重。
马军判断，“在民意和舆论监督压力下，信息公开力度将不断扩大，倒逼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增强，起码地方保护主义气焰会有所收敛。”
7月27日，紫金矿业副总裁、紫金山金铜矿原矿长陈家洪因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本次紫金矿业被停牌，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因污染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之一，印证了环保部和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的趋势。根据紫金矿业披露的“7.3环保事故”对全年生产的影响，公司矿产金、铜金属、铁精矿产量分别下调1.1吨、1万吨和12万吨，以今年8月初价格计算，减产将造成公司累计营业收入减少约7.8亿元，加上2—3亿元环保应急投入成本和可能面临的经济赔偿，紫金矿业2010年到目前为止可预测的损失将超过10亿元。
趋于严格的硬约束背后的历史动力，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让整个社会更加透明化。打个比方，过去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置身于一间拉着窗帘的屋子，环境相对封闭，踩雷，而后瞒天过海可以是常态，而今天的时代就是一间愈发透明、开放的玻璃房，企业和企业家踩雷，然后被曝光就会成为常态。惠普公司给员工一条忠告，就是在行动前只需扪心自问：“在我做决定之前，要考虑假如此事上了新闻，结果会怎样?”
微博、QQ、MSN等网络沟通工具的普及，让唐骏事件的社会反响比此前吴征、李泽楷遭遇的“学历门”要激烈得多，刚刚公布的《2010中国500企业家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报告》中，紫金矿业集团董事长陈景河、唐骏位列最后两名，民意已为肇事者做出定论。今后更多的诚信事件、问题奶粉、问题洗发水也会遭受社会各方的共同拷问。“放大镜”聚焦之下，被踩碎的地雷散落出的火药随时有被阳光引爆的危险，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报告称，截止今年3月1日，港交所上市企业中共有175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共计超过750条。
公共舆论时代的历史巨浪已经降临中国。它以众声喧哗的面貌到来，个人意见得以尽情宣泄，但后现代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公共意见”尚难以形成。这与百年前美国很像，“扒粪运动”的高潮持续了十几年，起初也是众声喧哗，企业也一度不以为然，但正是在那些年，透明化时代的民意和舆论压力最终推动了一批反垄断、反腐败、劳工保护等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中国离这一天还远吗?
监督企业行为的渠道也在增加。“过去，企业只需面对政府和媒体监督有限的压力”，马军说，而今天全社会对环境权益、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比以往有了极大提升，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司法机关、上下游供应商、媒体、NGO、社区等方方面面都可能对企业进行精准的监督和打击，企业面对新的“紧箍咒”。
7月23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11家环保组织联名给港交所和上交所写了一封公开信，吁请两家交易所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提出几条“刀刀见血”的具体建议：将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对申请上市企业的资信评估范围;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和排放的上市公司，须定期对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予以强制性披露等等。马军说，紫金矿业今后肯定还会有股市再融资、银行贷款、争取采矿项目的需求，在全社会提倡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环境门槛提高的时代，糟糕的商誉可能就会成为直指企业要害的绊脚石。
今年4月，国内34家环保组织共同推出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苹果、IBM、惠普、联想、海尔、TCL等29家国内外顶级IT品牌企业，被曝光其上游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重金属排放超标的现象。此举约束力在于，报告会不断跟踪并向社会公布这些品牌企业对其供应商的整改力度，如果回应和整改力度不积极，其金字招牌就可能受到伤害。
从根本上说，“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转变。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享受到国家和社会输送的人口、土地、税收、环境、外汇等各种红利，本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转嫁给了社会，企业只要在经济效益上表现突出，通常就能“一俊遮百丑”，趋利以避害，政府凭借超强控制力驾驭社会不发生动乱。而这样的时代正和我们作别，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主要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未来三十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会更加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在一个更加开放、透明、法治愈发健全的社会中，环境会是硬道理，劳动力会是硬道理，商誉同样也会成为硬道理，对其中任何一点的漠视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唯利是图”的结果就是把企业推入会真正引爆的雷阵之中。
曾被认为全世界最为温顺听话的中国工人就不再沉默。本田佛山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罢工由两名准备离职的年轻技工发起，当他们拉下了流水线的开关，向工友们宣布“罢工了”的时候，并未得到多少工人响应。资方按照对待工人的一贯思路和行为方式，迅速开除了这两名年轻人，但资方显然没意识到，新一代工人的文化素质和维权意识与其父辈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此举导致一幕中国罕有的景象——员工们站在资方的地盘，自如地组织游行、示威，要求加薪，高呼“不达要求，罢工到底”!南方发起的罢工潮至今已蔓延至东北地区。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25%，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12%。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很多企业在加薪后罢工并没有停止。
不只是制造业流水线上的蓝领，还有坐在办公室里体面的白领，尽管他们的报酬在上升，但他们的渴望和抱负却上升得更快。倘若企业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管理主体的需求，伴随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高，劳资冲突就可能让企业吞下苦果。
有人形容西方商业文化是“盖屁股”的文化，做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法律风险、法律责任，不惜花大价钱雇佣律师，设计合同，控制风险。国内亦然，政府和社会不能永远为企业买单，企业最终还是要对自己的商誉负责。
“政府能永远罩着企业吗?政府罩着是免费的吗?商誉到底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刘军宁发问。
企业如何自建“避雷系统”?
时代变了，新的挑战和风险猝然来临。而现行企业管理制度尚不足以应战。
会计报表被称为企业家的《圣经》，会计报表上反映什么，企业家就会重视什么。仔细观察国内通行的会计报表发现，资产负债表中三个最重要的数据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表达的核心是资本所有者权益;利润分配表中净利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三大科目，关注的仍然是资本所有者权益。面对这样的会计报表，如同应试教育制度使师生追求的就是高分，提高资本所有者权益就是企业家关注的首要问题。劳动力问题、环境问题这两颗最容易被引爆的“地雷”，是企业家日常视线中的盲点!
会计报表中，劳动力问题通常被设为“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科目，本质上属于费用和成本，而股东问题则属于“股东权益”科目，意味着权利和利益。企业家天天看这样的报表，就会判断哪些人是不能侵犯的，哪些人是可以压缩的，心中哪还会有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意识?
同样，企业向环境排出多少垃圾和废物，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哪些污染和破坏，资源使用效率多高?会计报表中也全无这些科目设定。虽然有些企业内部已经开始建立这方面的通报机制，但与会计报表中的“股东权益”相比，这些“外部性问题”始终是企业家心中的次要问题。
会计报表科目中没有职工权益和环境责任，因此企业家对人才队伍变化、职工素质、劳动者权益保护、心理健康状况，对环境生态责任从来没有全面、及时和清晰的掌握，惟资本权利是图，就成为制度下企业的一种理性选择。正是这样的制度和选择，让企业家不知不觉地踏入“地雷阵”。
“现有会计报表需要被超越和完善。”正如杨鹏先生在2004年第10期《中国改革》上发表的《超越会计报表的资本精神》一文中指出，企业内部如果能大大提升环境审计师、人力资源分析师的地位，与会计师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探索出一套“全要素增值表”——资本报表、劳动力增值报表和环境资源增值报表，让企业家能够像了解企业财务数据那样随时掌握企业劳工状况和环境状况。由此，企业家的管理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员工就会被认为是一项人力资源投资，而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生产单位或原材料;环境表现也会成为企业竞争力中的一项，而不是减少股东价值和利润的成本。追求股东价值短期最大化的企业治理模式就会得到纠正，企业也就从根子上建立起一套“避雷系统”。
强调“安全、可持续重于利润”的莱茵模式就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德国企业秉承的理念是商业谨慎原则，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任主席海因茨·魏斯说：“无论企业何时发现了一个风险，都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出准备项或者从资产项中进行减值，以便为承担风险作出准备。”如果说英美企业采用的是“为了最快速增长的会计”，德国企业使用的就是“为了最大化和谐发展的会计”。
比之欧美，中国企业能否率先推出“全要素增值表”?欧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的环境责任、劳动权益都有清晰的法制规定，公民权利的运用、媒体自由讨论的空间也较中国发达。即使在英美企业财务报表中，“商誉”也设定为企业日常经营中的科目之一。这就相当于明确标示出哪些地方“有雷勿入”，触什么样的“雷”会有何种“伤残程度”，即，“地雷”的引线是透明的，于是，企业家就可以自觉地去避雷。相较而言，当下国内“地雷阵”的透明度还有限，何时“引爆”的不确定性也更高，在制度尚不能完全指导企业如何“避雷”的情况下，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觉转换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