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在1992年为确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第一次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前总理朱镕基在其大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是要提到国企改革和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在1998年之前，这两个话题甚至是唯一的内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1998年之后，开始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以后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汇。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也逐步从“改革”变成了“定调”。这一变化未必说明中国改革任务已经完成，但是至少说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确立来年的改革任务，更重要的是确定经济发展目标，而且后者逐渐压倒前者成为会议的核心内容。
改革的政治周期助推经济周期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为“稳中求进”，非常好地突出了汉语善于凝练归纳的特点。但究其实质仍然是以保增长为核心，故而才有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审慎的货币政策”一说，发展目标依旧是重中之重。
比较“改革”和“定调”两个核心议题，改革确实是一个有具体行动议程和时间安排的政治规划，因为有一个可改的对象，比如垄断国企，比如将银行作为政府出纳的行政体制，但是经济“定调”则就不一样了。除了纯粹的指令———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完全计划决定。市场经济无法确定明年的经济好与坏。预测经济周期的变化，这在经济学上仍然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被认为是最好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 B E R )，对周期和经济预期做了多年的积累，目前也仅仅局限在经济周期结束时间预计，无法给经济周期做准确判断。
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种议题的分野，实际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关心。政府官员关心经济定调，关心增长目标的确定。在目前以经济发展成绩论政绩的情况下，G D P的增长与官员的升迁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一般民众关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是改革，比如减税、油电价格生成机制改革。老百姓未必能说得上来C PI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但都清楚地感到今年日子难过，食品价格高得离谱。
就经济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在2000年到2007年经历了长达8年的上行经济增长周期，2007年一度达到年增长14.2%，根据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的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长的经济上升周期。事实上这样一个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堪称奇迹。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非常糟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亚经济一片萧条，日本陷入泡沫经济不能自拔。而且在9·11事件之后，欧美经济也出现了衰退。而就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而言，银行积累了大量坏账，实际处于技术性破产的状态，国有企业积重难返，财政包袱沉重。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逆流而上，取得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增长期?我们不能忘了，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之前，有着一轮虽然痛苦但涉及体制改革的政治周期。当时中国政府进行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轮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同时免除农业税，并且排除万难加入了WT O.废除了收入遣送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正是这一周期释放了生产力要素，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从成绩来看，中国一举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伴随着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投资，医疗社会保障水平的下滑，房价攀升过快，资本收益率过高，劳动力收益率过低等问题。其直接反映就是房地产出现泡沫，股市出现投机狂潮。按照经济发展的惯常规律，这意味着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开始。
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成本高昂
本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周期性的起伏变化都是正常，最重要的是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平稳。市场也是认可这种变化的，王石、潘石屹等房地产大亨都在2008年多次提到房价到了拐点，主动收缩投资。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一调整的局面出现了逆转!
客观而言，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中国经济都是结束了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之后，进入下行周期阶段，开始调整的时候，遭遇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大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继续推动了各项体制改革，并且这个改革过程也没有在政府换届之后改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继续。2008年秋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年11月中央政府就推出了空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同时加上地方的跟进投资刺激，整个中国的政府投资刺激实际超过了10万亿。这一空前的投资狂潮，推高了资本回报率，大大刺激了资产泡沫。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房价在2009年疯长，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坊间所谓美国银行危机，坑了全世界，救了地产商，也并非虚言。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看到体制改革有启动迹象。利率的市场化进一步降低，央行调准成为主要的货币手段，金融市场化改革停滞。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在资本吸纳，原料供给垄断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出口导向型经济得到加强，汇率改革实际停滞。企业以及个人沉重的税负没有改变，央地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加重。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因为这次投资热潮的到来反而加深了。
当然在当时2000万农民工就业的压力之下，一定的经济刺激方案也是必须的。随着这轮投资狂潮的带动，中国经济确实很快触底反弹，2010年经济增长反弹为10.3%，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体制改革的政治周期调节，仅仅有经济刺激方案的逆周期调节的成绩是一时的，成本则是高昂的。大规模的投资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11年空前强大，地方债务危机凸显。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回报率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清华大学白崇恩教授的计算，已经达到了16%.这就导致国际资本纷纷进入，形成了所谓的吸入型通胀。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获得大量投资之后，改革动力进一步丧失，甚至开始金融媒介化，四处投资。对比而言，民营企业资金困难越演越烈，民间高利贷市场反而非常活跃。所谓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得到了结构性稳固。这种宏观经济结构的扭曲，加剧了微观经济矛盾，民生更加艰难，社会矛盾频发。
调整周期中的“稳”与“进”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成为了一个核心词汇。的确，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经济大局不出现大的变数，平稳放缓确实是最好的局面。但是仅仅维“稳”是不够的，经济周期的调整应该配合相应的体制改革的政治周期。就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大背景而言，并不让人轻松。首先，国际环境并不让人乐观，欧债危机还在持续，暂时并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的经济恢复缓慢，日本经济乏力。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也放缓，印度、巴西都出现了经济走缓的兆头。国内环境不利因素也在增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甚至根据蔡昉教授的计算人口红利实际将在2013年消失。同时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国际资本纷纷避险回流，中国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减缓。之前欠下的教育、医疗福利账又因为人口老龄化而亟须补齐。
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也错过了一些改革的机会，但是改革的机会之窗并未关闭，相反许多新的改革机会因为整个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出现。全球经济的放缓，正好是改变出口导向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良机。热钱的大规模流出，人民币双向波动的出现，正好是央行加快改革，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良机。国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整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正的情况下，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央地财政收入和支出倒挂的结构正逢其时。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告中，连续十一次出现了经济结构调整这个词汇。一方面这说明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和复杂，另一方面更说明政府更为重视经济发展数字目标，而忽略了实际改革的需要。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为“稳中求进”，这个进不能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进，更应该是一个政治政策上的改进。2012年是全球选举年，也是政治周期调整年。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间更多的是要考虑政治的稳定。但是事实上，谁都知道改革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更不是可以拖延推诿的。在中国经济周期面临下行调整的时候，更需要拿出勇气来，开始新一轮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调整充实提高，以迎来新的增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