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直被视为来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 “定调会”，备受关注。今年12月12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传递出怎样的信息?经济专家们的解读，或许也能为越来越关注经济走向的普通百姓指出点道道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昨天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通胀话题成为热议焦点。与会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楚地转到管理通胀的轨道上来了。
宏观经济有些问题比较纠结
“我看了一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透露出了不少新东西。”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直言，第一，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今年则清楚地把宏观经济的目标转移到通胀问题上了，提出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第二，讲税制改革，隐含着减税的内容。第三，就是货币政策明确转向稳健，只要农产品供给持续有效，那么过度的通胀应该不会出现。
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比较纠结的问题是：短期和长期，发展和改革。在陈宪看来，如果不把改革问题放到一个足够的高度，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会有问题，发展中所遇到的社会矛盾也会很多。另外，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要比较合理，均衡的要素价格就比较重要，这就要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的问题了。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强调，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现在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是发达国家让我们 ‘吃药’以后的不良反应。”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热点难点问题是：通胀预期增强，收入分配恶化，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民营经济受限；而长期深层根本问题是：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不科学的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此轮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超发“责任”很大
面对11月份5%以上的CPI涨幅，通货膨胀似乎已被公认。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殷醒民教授的预测较为 “刺激”：我们进入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通胀时代，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走出困境最早也要到2012年后期。他的依据是2009年、 2010年大量货币发行的冲击。那么多货币到哪儿去呢?只能通过价格上涨来表现，所以明年一定是高位运行的通货膨胀水平，他预计是5%-7%， “即使把利率提高到8%，也要到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才能够把通胀压下去”。
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誯松研究员基本同意殷醒民的观点，但他给出了一帖 “宽心剂”： 5%-7%只能算是中度通胀。事实上，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通胀一直处于这个水平，只有2009年比较特别，是通货紧缩的一年， CPI是负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是负的。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认为，这轮物价上涨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长期因素远远大于短期因素，不像2008年主要是因农产品供求关系而起，而是多年来货币超发所致， “任何通胀问题都是货币问题”；二是内外部因素高度结合，包括国际上大量流动性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表现在发达国家大量流动性投入，美元大幅贬值造成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普涨，加上大量热钱涌入助涨；三是多种诱因综合叠加效应，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外部输入，都是诱因，各种诱因集聚在一起，特别在农产品上表现明显，另外还有金融炒作的因素；四是结构性因素大于总量因素，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食品类价格持续领涨，非食品类价格一直平稳，非食品类产品因为产能过剩，价格很难转嫁；五是市场预期的放大作用，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人们过去对CPI上升8%和10%以上，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敏感”。
涨价原因特殊，应对措施必须合适
专家们说，此轮价格上涨的原因和性质，与前几轮不同，应作全面分析，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赵晓雷教授指出，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2009年，中国居民实际工资 (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为12.64%，同期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8%，以CPI指代的通货膨胀年平均增长率为1.87%。 2010年前三季度，实际工资增长率13.6%，GDP增长率10.6%，通货膨胀率为2.9%。也就是说，不论是从十年的周期考察，还是2010年当年，实际工资增长率远高于通货膨胀率，也高于GDP增长率。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如果居民收入与价格水平同幅度上涨，那么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没有影响，中国的现状是实际工资增长率比通货膨胀率高很多。
刘誯松把此轮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定义为 “补涨”，从而得出了不宜用行政手段强行抑制涨价的建议。他说，2009年增加了大量流动性，但为什么一直到今年8月份开始，农副产品才突然大幅涨价?资金首选投资领域是房地产，房地产涨价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倒逼了收入水平上升，由于城市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相互有替代关系，农民工的最低收入即为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农副产品价格不涨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不愿意种地，进城打工去了，因此出现了农副产品的补涨，只有涨到位才会稳定下来，用行政命令硬压是压不住的。
政策手段有限，调控空间不是很大
“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经济情况好像比美国好，实际上，正面临和发达国家同样大的风险，游走在通胀和通缩之间。”正因为如此，在周振华看来，治理通胀的政策，如果药下得太猛，经济就会陷入通缩。现在准备金率已经很高，提高过程中出现了存款大搬家，事实上也抵消了一部分政策效应；加息加了一次就不敢再加，内外两难，因为连续加息，既会出现热钱套利，也会使生产能力收缩；与此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效应也明显降低，所以政策手段有限，调控空间不是很大。 “这几个月，实际投资增长是不断往下走的，而且工业投资增长率已经到了历史低位，再低，经济就会处于下滑状态。”他表示，我们一方面要防通胀，一方面要防经济停滞，中国经济增速明年定位7.5%，已经降了很多，再低，就会出现大量失业问题。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会引发很多贸易战货币战，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高超的手段，例如怎样把过剩的流动性释放出去，让全球的流动性为我所用，然后在整个货币体系过程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些都值得好好研究。”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包括减税
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 “积极财政政策”，专家们不约而同重提减税。
陈宪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包括减税手段。赵晓雷说，增税 (种)、提税 (率)的结果既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又提高企业及经济体系的经营运行成本，与保民生、促内需、抑物价的宏观目标是对冲的。而且，中国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宏观税负已居世界前列，这些税负都要转移到价格上。所以物价上涨幅度大的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税负过重。
赵晓雷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增加政府支出，也可以是减税。减税可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缓解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压力，也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美国国会已通过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永久性延期的议案。美国中产阶级是指年收入在20万-25万美元的个人和家庭，约占美国总人口的92%。这项法案的实施将大大提高美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他认为，在保证居民实际收入较快增长并实施减税的条件下，配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会降低居民福利，又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可有效应对外部通货膨胀的冲击，保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